之前在新潮看了刘梦龙大师的《人口萎缩时代，县城的老与病》，对从未亲身感受过的县域就医困境有了直观触动，感触颇深。恰逢家母近期不幸确诊癌症并入院手术，也让我这个顶着“医疗行业财务专家”虚名多年的人，第一次以病人家属的身份，重新审视原本自以为十分熟悉的医疗体系。
在此想与各位读者分享这段经历，看看子女忙于工作、日常处于“半空巢”状态的老人，在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省会城市，依然会遭遇的那些相似痛点与现实尴尬。
背景介绍
笔者是中国北方网友，全家生活在某经济大省K省的省会——T城。T城医疗资源丰富，拥有方圆五省唯一的原卫生部直属医科院校，现合并入985高校——K大学（副部级）；T城三所开设医学专业的高校现拥有3名年富力强的医学专业两院院士，2025年J城另有4位医学家获得两院院士增补资格提名，尽管喜得成功之母，也足见区域医学实力。
K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立医院经营合规化考核（俗称“国考”）连续三年获得A++评级，位居全国1300余所公立三级医院的前百分之一，是全国9所国家级综合性医学中心创建单位之一。K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国考”排名落后K大附一院约二十名，名列“国考”A+评级（全国公立三级医院“国考”排名的前10%）的前列。
当然，笔者需要指出，合规化排名与同行口碑有一定差距。大家也都应当知道，体制内的一个单位或一个人如果本事不大但是非常听上级的话，给人的感观往往一言难尽。T城的医疗条件在国内算是个小土豪，相对优越的医疗环境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就医群众。截至2024年底，T城常住人口每千人口病床数9.33张，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是头部医疗机构仍然人山人海。
笔者的母亲退休前就职于K大学第一医院。受益于母亲，笔者家庭的医疗条件远高于经济水平。笔者的父亲2001年、2016年两次患癌都有惊无险，母亲2021年患乳腺癌也平稳度过了术后无癌生存的第5年。母亲2021年确诊乳腺癌的时候，入院详细检查即发现了肺部小结节，经多位名医诊查，均认为是良性病理，可以长期随访观察。
2026年3月中旬，母亲参加单位安排的退休教职工体检，体检第二天就接到了影像科的老同事打来的电话，字少事大：“XX，我是XX，你胸部CT见肺部结节较去年增大40%，边缘呈毛刺状，有恶性特征，考虑恶变，速去胸外科专家门诊就医。”
母亲当即与胸外科赵主任（化名）取得联系，赵主任从医院办公系统调取了母亲的体检资料，认为应当尽快手术，但是母亲此时餐前血糖高达14mmol/L（老太太你的医生执照是假的么），手术前应当把血糖降至8mmol/L左右，否则会出危险。于是母亲开始了本次就医的第一步：内分泌科降糖治疗。
中产雅癖与“免疫老赖”的第一关
熟悉笔者的朋友都知道，笔者是全网不知名“表演式防益”爱好者。笔者的行为是基于笔者2022年上半年开始陆续从海外“测试服”的学者发表的论文获取的知识，以及2022年末以后积累的“身边统计学”信息，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目前，笔者全家要么都是张主任失散多年的无症状感染者，要不就是拖欠“免疫债”已三年的顽固“免疫老赖”。
此前，笔者的父亲曾在2023年4月、2025年9月两次短暂住院治疗。一次是小毛病，挑选了病人较少的民营医院住单间。一次是稍大的毛病，但是病不急，能等，提前一个月预约了K大附一院的单间病房。两次住院都辅以各种学术支持或有或无的防护手段，比如自带空气净化设备等。母亲前往内分泌科住院属于“冷启动”，没能预约单间，住的双人间。在与医务人员充分沟通“没阳过，没抗体，接下来要手术，怕感冒”之后，笔者成功的把自带空净设备送至病房，并叮嘱母亲N95口焊死。
笔者特地准备了低呼吸阻力的N95口罩，呼吸阻力55Pa，不到普通N95口罩的一半，笔者戴着去西藏旅游，亲测舒适度。好在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呼吸道传染病周报，当前一个月哨点医院流感样症状病人的新冠检出率仅在2%左右，母亲前后8天的降糖治疗未导致呼吸道症状。
病房护士长排床经验老道，会尽量将年龄、背景相近的病友安排在一起，减少矛盾。母亲的第一位病友是本地邮局退休职工王阿姨，她就像汉代“驿使图”上的前辈，性格沉默寡言，母亲私下还曾觉得她过于沉闷。可等王阿姨出院，母亲才体会到她的好处：新入住的李阿姨患有严重抑郁症，整日躺在床上反复诉说自己的人生遭遇，一刻不停；她丈夫步履蹒跚，寸步不离守在病房，夜间也陪床留宿，让母亲颇不自在。所幸两天后母亲便达到出院标准，这段经历才算告一段落。
即便没有那些海外论文和身边案例支撑，我对住院环境的要求，本质上也和城市小资的些许矫情别无二致。中产阶层大多不习惯集体生活，多人病房更是难以适应。一位医生朋友就曾吐槽，她身为知识分子的母亲住院时，隔壁病友是位性格爽朗的农村阿姨，陪床家属络绎不绝，吵得老人两天无法入睡，血压飙升至220mmHg，手术险些推迟。
但我国公立医疗体系的现实就是，普通医保患者无论贫富、教育水平如何，都在同一空间接受治疗。阶层在公共服务中不设“消费隔离”，或许是我们相较西方少有的社会优势，可也确实让有一定经济能力、希望改善就医体验的城市中产感到不适。
诊疗流水线
从内分泌科出院第二周，母亲便接到胸外科赵主任的住院通知，这也是依托医院退休职工政策享受到的优先安排。近年胸外科接诊压力极大，仅肺癌患者而言，病理明确、肿瘤体积较大的，平均等候住院约一个月；仅有影像学结果、病理未明且病灶较小的，平均等候长达三个月。
这也让我有些自嘲：covid-19前，我常以英国全民医疗NHS体系的癌症患者从确诊到治疗平均等待85天为例，对比凸显我国医疗体系的高效，如今自己却真切体会到国内顶尖医院的等候压力。胸外科共110张床位，常年排队患者超1200人。母亲入院当天，便和同日入院的病友一起接受护士集中宣教，扑面而来的就是流水线式诊疗的紧凑节奏：
术前检查及内科基础病的调理要尽快进行。医院专门在体检中心设置了“术前检查中心”，专供住院病人接受相关检查。体检中心原本是医院里的“养老科室”，体检客人集中在上午前来，工作人员下午比较轻闲。医院领导把住院病人的检查项目安排给体检中心，确保工作人员充实劳动一整天。如果病人的基础病一时无法好转到可以手术，立即办理出院，不要浪费床位，再次入院时医生会给予优先照顾。
胸外科每个病区有五六十张床位，超过国家建议的近50%。为此，病区最靠近护士站、最便于护士前往的三个房间，分别是监护室和观察室，安排的是护理强度最高的术后病人。病人做完手术先在监护室病房集中护理两天，再根据病情，护理强度仍然较高的病人转入观察室，护理强度较低的病人转入距离护士站较远的普通病房。监护室12张床位，有3位当班护士和五位护工。两间观察室各有五张病床，配有一位护工。
术后，病人根据术后快速康复（ERAS）理念，通过镇痛药物缓解不适，尽早恢复进食，在护工的搀扶下尽早下床锻炼，尽快恢复生理活动。（ERAS是真管用，母亲没有体验到在职时见到的肺癌手术病人由于胸腔引流刺激胸膜造成的剧痛，只是由于镇痛药物一直没胃口。）无特殊情况，病人术后第四天拔除胸腔引流管，次日出院，出院三周之后就近找医院拆线。
面对长年上千病人等候住院，赵主任团队近十年先后派人前往京沪知名医院学习引进了一系列新技术，肺癌根治手术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已经从母亲上班时的二十余天下降到了目前的不到9天，并仍在努力打磨技艺——京沪的“师父”通过“完善流程”能把住院天数压缩到7天以内。
“友商”A省第一人民医院目前在压缩术前住院日方面取得先手：外科病人正式住院之前一星期左右，通知前往医院“预住院”，在门诊部完善原本住院后进行的术前检查，费用可纳入住院医保报销。但是这对外地病人来说比较麻烦，要自行解决住宿。
病人住院手术，入院前几天完善相关检查和手术前后几天的治疗强度最大，医务人员的工作也相对繁重。现在病人做完肺癌手术第四五天就能出院，对于人手相对科室床位固定的医务人员来说，意味着工作强度更集中，工作量更艰巨。
我国稍有名气的医院，基本上过半数病人来自外地，医院缩短住院天数的工作流程，往往要把一些诊疗项目提前到住院前的门诊就诊时段，把一些诊疗项目分解给出院之后前往下级医院继续治疗，在提高了本院工作效率的同时也给病人带来了一些不便。
“半空巢”老人的难处
在内分泌科住院时，母亲与病友生活尚能自理，无需专人陪护，老龄化背景下“半空巢”老人的就医困境只露出冰山一角：
病房订餐全面推行扫码下单，对食堂而言节约人力、简化收银，却给老年人带来不便。母亲虽会用手机抢红包，对扫码订餐仍十分生疏，最后还是我出面与食堂沟通，才开通电话订餐。
医院每一项提升效率的举措，背后往往是医护更高强度的付出，有时也会加剧患者的不便，横亘在老年人面前的“数字鸿沟”尤为明显。近年医院上线“手机医院”，预约、缴费、结算均可线上完成，可对连老年机都操作不熟练的老人来说，这项便民措施反而成了障碍，处处不如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病友顺畅。
赵主任担心母亲存在乳腺癌转移复发可能，建议在内分泌科住院期间完善PET-CT检查，排查全身是否存在其他病灶。按照K大附一院流程，患者预约大型检查，缴费后需到相关科室二次登记确认并排队，这些奔波自然落到我这个家属身上。加之PET-CT存在一定风险，医院明确要求必须家属陪同，我只能上班时间向单位请假，抽空陪检。
这类陪护要求，本质上是医患关系趋紧背景下医院采取的防御性措施：高风险操作需家属在场，关键决策需家属签字。病房每层电梯厅旁的家属休息区，长椅上永远坐满等候医生“传唤”的家属，很多人都是被这类流程“绑”在医院。即便如此，这类措施也未必能真正化解医患矛盾。
转入胸外科后，临近手术的心理压力加上术后行动不便，母亲“半空巢”老人的无助与焦虑愈发明显。她本以为刚完成年度体检，很多项目可与术前检查互认，流程会简单许多。但管床医生出于严谨，要求补充部分需自行登记、家属陪同的检查。母亲心疼我频繁请假，便独自从10楼病房前往B2层预约，排了“50米”长队，之后又麻烦住得近的闺蜜次日陪同检查。
这段经历让她情绪大为波动，我打电话问候时，还莫名挨了一顿火气。要知道，2021年乳腺癌手术时她心态十分平稳，还曾深夜安抚同病房情绪崩溃、抗拒手术的病友。而那位病友后续因焦虑反复辗转多家医院，反而延误了术后化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后。得知母亲情绪波动的缘由，我既愧疚又担心，生怕影响治疗效果。人到老年，体力、脑力、自理能力必然下降，而就医流程中大量环节都需要有人跑腿、操心、决断，有无家人协助，对老年患者的治疗进程与预后影响巨大。
胸外科是省级“免陪护示范病房”。每天交150元护工费，只要一按铃，就有护工前来进行生活护理。喂水、喂饭、帮助上厕所等等。这对笔者这样只在一日三餐时间在母亲床前露面的家属来说很有利，至少有了“甩锅”的借口。
但是等到母亲手术之后入住监护室，她立即挑出护工的一堆“毛病”：人手太少，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早拿着一把梳子给全屋十个女病人梳头，母亲洁癖，只好谢绝。（监护室12位病人只有2位男性，不符合“男性吸烟率高，更容易患癌”的规律。医生说收治的女性肺癌病人数量大于男性病人，但他不认为这证实了女性肺癌发病率更高。患癌与高龄高度相关，女性寿命更长，存量的女性老年人更多，患癌的人数自然也多。）
护工摸完尿盆不洗手就给病人拿别的物品，就算母亲知道医书上说的“健康人的尿液是无菌的”，内心也不能接受。护工手忙脚乱，每次去帮她找东西都把橱柜翻乱，包装撕坏。显然，150元价位的护工不合母亲心意，但是她想加钱请专门护工也没这个渠道。
母亲术前和术后转出监护病房的时候住的双人间有两位病友，都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老人。一位刘阿姨（化名）心律失常不自知，医生不敢开刀，手术取消，去心内科治疗，发现必须接受射频消融介入手术。另一位吴阿姨（化名）的糖尿病长期失管，不吃药不忌口，不知道“控糖饮食”该吃什么，血糖高到手术禁忌。
刘阿姨陪床的儿媳是一位干练的都市女性，沟通能力强，在母亲的指点下，从胸外科出院之后很快就在老年病科住院手术，还捡漏了过去专供老红军使用的单间病房，让担心母亲院内感染的我非常羡慕。吴阿姨和陪床的女儿都邻市的农村居民，女儿高度近视，看墙上贴的通知都困难，说话也不利索，还向询问的病友隐瞒自己的近视度数，可能家庭存在“病耻”文化。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相当数量的普通人的健康素养是很差的，许多健康措施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恐怕在百姓当中也没有实施的意识。
此外就是笔者的一点小心思：外科病房的设施相对陈旧，每张床位的设备带仅有两个电源插座，要留给医疗设备，同时考虑到消防安全，入院宣教就强调病人不得在病房内使用电器——笔者这次没法自备空气消杀设备了。
母亲在监护室时，由于体虚连“低阻力”口罩都戴不了。每逢探视时间，12位病人、12位家属、3位护士、5位护工悉数到场，本不宽敞的病房立即有了印度感；尽管病房要求家属探视必须戴口罩，但是不少家属戴了口罩还能看见鼻孔，让笔者这个“防疫爱好者”的玻璃心碎了一地。幸好母亲住院期间新冠流行水平较低，母亲出院一周未见呼吸道感染表现。
尾声：
母亲在K大附一院工作三十余年，广结善缘，福报连绵，这次住院的经历，与普通病人家庭遇到的波折相比，还是平顺不少的。母亲术后一周、出院第三天，即恢复了外出购物、看电影等社交活动，举着竹竿去摘小区绿化带的野菜。
我此前多方了解，赵主任向来清廉、拒收任何礼品。母亲便不讲武德，带着小区绿化带采摘的野菜直奔赵主任父亲晨练的公园，偷袭老同志，当众大声介绍：“赵大哥的儿子医术高超，你们看得出我才做了癌症手术？送给大哥一些我刚采摘野菜略表心意，送红包赵主任他不要”；把老先生美的不轻，效果应当比给赵主任送礼好。之后母亲的病理结果比较糟心，但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笔者咨询胸外科相关事宜的友人A，家乡P市人口900多万，GDP全省倒数。2000年前后，P市主官外号“三光”，把市立医院改制，卖给了社会资本。十年蹉跎，市立医院跟当地县医院差距不大了，P市又高价回购。尽管新一轮医改回归公益，K省第一人民医院把P市立医院收为分院，亲历亲为经营，P市仍然是省内医疗洼地，居民遇到重大疾病多前往外地就诊，所以就属A平常“贩”来的家乡病人多，是赵主任的“回头客”。友人A说他觉得家乡病人成天刷他的面子麻烦赵主任，心有不甘，怂恿家属“表示”，赵主任一概拒绝，甚至找他帮忙谢绝。
赵主任的父亲早年曾任省内H市医学院副职，当年为了孩子升学，主动放弃地方实权岗位，调任省城某厅级单位任“青工妇”闲职，还是副的。如今想来，赵老先生若留在原职，社会资源或许更为丰厚，对儿子初期发展助力更大，甚至儿子回乡可能早已升任附院副院长。
但老一辈的考量可能更长远：当年省城高考单独划线，较地级市低十余分，这几分差距，直接关系儿子到能否迈入985高校。地方职务再高，也不如省城近水楼台的信息与人脉实在；加之官员退休后人走茶凉是常态，长远来看，让孩子在K大附一院这样的平台深耕技术，远比在地方谋求职务更有价值。更何况，即便儿子在家乡当上副院长，孙辈未来依然要向更高线城市流动。赵老先生当年的选择，与那一代为子女“上藤校”放弃原有地位、远赴异国的家长本质相同，并且代价更小。
笔者的这段就医经历，有家庭人脉加持、有优先资源、有熟人关照，已经算是当下医疗环境里相对顺遂的“美化版本”。即便如此，仍能清晰感受到优质医疗资源的紧张、流程化诊疗的冰冷、数字时代对老年人的疏离，以及“半空巢”家庭在重大疾病面前的无力。县城的老与病、省会的挤与难，看似场景不同，背后却是老龄化社会里，每一个普通家庭都可能直面的共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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